秦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是歷代統(tǒng)治者警誡自己的一面鏡子，至今需要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其中督責術(shù)的失敗，就是一例。

胡亥上臺時，就擔心大臣不服，按照趙高的建議，以殺伐立威。按理，這種宮廷政變往往會引起上層動蕩，如果統(tǒng)治者能夠安撫下層，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為權(quán)力變更帶來的恐慌。但是，胡亥在趙高的調(diào)教下，只懂得使用暴力。他不但誅殺宗室功臣，而且屠戮下層官吏，“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朝很快就遇到了統(tǒng)治危機，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天下大亂。李斯上奏，請求暫停阿房宮的營建，減少戍徒征發(fā)，以穩(wěn)定時局。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李斯的建議都是可行的。

然而，胡亥不這樣看。恰逢吳廣的起義軍向西展開，李斯的兒子李由任三川郡守，鎮(zhèn)壓不力。胡亥就派使者問李斯，你貴為三公，天下亂到這個程度，而且你的兒子有直接責任，“如何令盜如此？”李斯害怕了，于是揣摩二世的心思，給他提出建議，讓推行督責術(shù)。

所謂督責術(shù)，即督察問責的管理方法。應該說，管理離不開督察問責，然而，李斯向秦二世提議的督責術(shù)，卻是出于另一種考慮，即如何保證皇帝大權(quán)獨攬。所以，督責術(shù)要排除“儉節(jié)仁義之人”、“諫說論理之臣”和“烈士死節(jié)之行”，因為這三種人會妨礙皇帝的享樂，挑戰(zhàn)皇帝的權(quán)威，沖擊皇帝的尊嚴。督責要采取君主獨斷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更嚴厲地控制臣下。“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不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李斯的推論是：“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shù)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明君臣之術(shù)矣。”（《史記 · 李斯列傳》）這種督責術(shù)，其本質(zhì)是把一切權(quán)力都收歸皇帝，把各種責任都落實在下面，所有官員甚至老百姓都被放在有過錯的位置，問責就是找茬，下面的人員挽救自己的過錯還來不及，誰還可能同皇帝對抗？秦二世大喜過望，切實推行，結(jié)果是把自己迅速送上了死路。

督責術(shù)的思路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即把所有臣下都放在有過錯的位置上，這樣，就使皇帝掌握了控制臣下的終極手段。中國古代的皇帝深諳其中的奧妙，曹操等人就推崇“使功不如使過”的用人之道。用有過錯的人，他會服服帖帖，而用有功勞的人，他有可能居功自傲。但這種思路在秦二世手里，卻成為毒藥，原因何在？

首先，李斯的建議本身就有問題。他為了討好胡亥，只強調(diào)督責給皇帝控制臣下帶來的便利，有意不談督責有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李斯所設計的督責標準是對社會財富的搜刮和對社會秩序的控制，各級官吏為了逢迎皇帝，最差也要考慮自己避禍，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秦二世按照李斯的建議厲行督責后，“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然而，只要出現(xiàn)社會沖突，就會成為皇帝問責的新理由。于是，官吏們?yōu)榱艘?guī)避責任，千方百計隱瞞真相，報喜不報憂，致使皇帝看不到危機，最后出現(xiàn)“指鹿為馬”而無人敢言的昏暗政局。

其次，這種督責術(shù)需要有皇帝的自省。按照督責術(shù)的設計，皇帝對所有官吏都可掄起問責大棒，追究你就是嚴格執(zhí)法，不追究你就是皇恩浩蕩，君主置于絕對正確的地位。這種制度要求君主不能犯錯，起碼不能犯大錯。在沒有不同意見、失去諫議批評的情況下，君主有錯而不自知，往往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所以，恰恰是這種制度，導致君主的小錯無法顯現(xiàn)和糾正，一出錯就是大錯。

第三也是最關(guān)鍵的，是皇帝與臣下的對立。盡管上面兩個問題在各個朝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多數(shù)沒有引發(fā)像秦末那樣的激烈對抗。而胡亥則不然，他實行督責術(shù)引發(fā)的沖突，其劇烈程度在歷史上極為罕見。究其原因，是胡亥把自己弄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胡亥口口聲聲遵從申韓，但他沒有弄懂申不害的“術(shù)”該如何駕馭，也沒有弄懂韓非的“法”該怎樣掌握。在法家的治國理念中，賞罰二柄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帝王運用“使功不如使過”的用人之術(shù)確有成效，其前提是要有籠絡人心的初衷。對于有過錯的官員來說，他為上司賣力的前提是上司不追究他的過錯。所以，采用這種方法的奧妙是，君王總把臣下的過錯拿在手里，時時提醒臣下卻不予處理。“引而不發(fā)，躍如也。”這樣才能使臣下死心塌地為自己賣命。一旦真正問責，就意味著被問責的官員變成了自己的敵人。胡亥長在深宮，缺乏大風大浪的磨煉，他只看到了督責對官員的威脅，而沒有看到督責造成的對立。從史書看，秦始皇雖然嚴苛，但也有賞有罰。而到秦二世，除了嚴刑酷法，幾乎沒有恩賞赦免的記載。這說明，胡亥已經(jīng)把所有官員都推到了對立面，包括他信任的趙高，一旦面臨問責，也在反叛之列。

秦二世的督責術(shù)已經(jīng)成為歷史，需要我們今天思考的是：督察和問責的立足點是什么？由誰來督察問責？如何防止責任壓力下的隱瞞欺騙？尤其是如何防范督責造成的上下對立。盡管我們早已推翻了帝制，然而，長期的文化積淀，使許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無形的皇帝。所以，哪怕只是一個班組長，在問責員工時，也需要清除無意識的帝王情結(jié)，使管理行為實現(xiàn)由控制術(shù)向協(xié)作術(shù)的轉(zhuǎn)變。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先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問責部下時，是把部下當作事業(yè)的合伙人，還是當作潛在的敵人？由此出發(fā)進一步擴展，不管哪種管理制度和方法，一旦會產(chǎn)生較為普遍的沖突時，是不是先不要急于考慮下面的執(zhí)行力，而是先考慮一下制度和方法本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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