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特例，一切都按規(guī)定辦，那么要管理者何用？管理者基本的工作有兩項，一項是立規(guī)矩，另一項則是破規(guī)矩。作為渠道的管理方，Q企業(yè)的營銷決策人員堅持原則是對的，但過于僵化就失去了靈活性。渠道管理是動態(tài)的，過去沒問題的事不等于現(xiàn)在就沒有問題。在渠道出現(xiàn)異常之時，要敏銳地察覺問題背后的原因。

中西方在管理表述上是存在較大差異的，這是由于被管理者的心態(tài)與思維方式存在明顯不同。西方社會，資本化進程較早，所以很容易接受“法家”的管理方式。即不講“情”的因素，一切以客觀事實為判斷標準。簡單的比方就是，手刃殺父仇人也是死罪，不論情是否可原。而多年的封建社會影響，中國人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殺壞人的人總是能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同情與輿論的憐憫。所以，中國人崇拜“俠義”。金庸小說中丐幫有個叫做洪七公的人物，一生殺了200多人，只因為都殺的都是“壞人”，所以自認有權(quán)力繼續(xù)殺裘千仞這樣的壞蛋。若在西方，洪幫主恐怕早就被四處通輯不得不落荒而逃。為什么有這樣的區(qū)別呢？這是因為中國歷史上有“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的文化習慣，這是儒家價值觀的表現(xiàn)，說明法家思想并未被人尊重。

在中國式管理中，儒家與法家的矛盾一直存在著。雖然由于社會的進步，法制代替人制的思想越來越多被接受，但儒家思想影響仍是主流。這導致在管理方式上中西方最大的差異，以法為主的管理方遇到以情為主的被管理方，雙方在管理的尺度上就會出現(xiàn)分歧。微觀到Q企業(yè)的渠道管理操作中，代理商會有這樣的心態(tài)，即雖然于法---按公司規(guī)定可以不給我報銷售后費用，但于情---我做了那么多貢獻，怎么就不能開一次特例呢？

實踐證明，單純以“法家”思想進行管理，是不能得到中國人的傾心支持的。沒有人情味的管理者，在西方被視作忠于職守，在東方則被視為冷血涼薄。水災旱災政府要關(guān)心，大企業(yè)要支援，這表面看是情上的事，但實際上成了不是法的法。舉世震驚的汶川大地震中，萬科的王石拿西方的思維來做事，搞出了個很狼狽的捐款門事件。不在于捐了200萬太少，而在于他那番“于法已合”的話“于情不容”，差點搞成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不理解整個社會的道德取向怎么能行呢？王石“超前”得忘記自己是在中國了。其實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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