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在未來發(fā)生的國際金融大動蕩中解體，世界經濟回歸金本位或次級金本位的固定匯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為過渡，進行世界財富的重新洗牌，再進入一個全新的浮動匯率制度體系，中國也可以確保自己有足夠的黃金保障不至于國民財富被極大地洗劫

　　第一層面：經濟金融理論與倫理的六大焦點沖突。

　　六、自由市場是不是天經地義的，是不是人類經濟倫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學者認為：自由市場是人們最值得追求的經濟理想，是經濟倫理的最高宗旨，作為自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是理所當然正確并值得追求的。

　　首先，對于自由市場，筆者并不反對——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話。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場，它不只是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應該是所有生產力要素的自由流動，除了資本之外，還應有技術、商品、勞動力等。但現在的荒誕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國按照自由市場的“理想”徹底開放資本自由時，美國能不能徹底開放其勞動力市場，允許所有中國勞工自由前往美國勞動呢？中國已經開放了諸多產業(yè)的控股權之時，為什么美國會拒絕華為控股3com呢？美國為什么在諸多高技術領域限制中國進口呢？顯然，這并不是公正對等的開放。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必定是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因為從生產力要素的特性上講，資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勞動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結果是，財富分配必然越來越向資方集中，社會結構將越來越頭重腳輕。公正的市場經濟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場要素，以集體的方式與資本博弈，這是生產力科學平衡發(fā)展的重要源頭之一。勞動者的集體談判和散戶的集體訴訟等均屬此列，這也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的精華之所在。

　　因此，即使從人類經濟倫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誠實也應優(yōu)先于自由，或者說要實現在公正和誠實地基之上的自由。

　　第二層面：基于國內國際戰(zhàn)略趨勢下的國內經濟政策配套選擇。

　　對當今國際社會經濟、金融發(fā)展的主要趨勢應作怎樣的判斷，對當前中國國情和經濟發(fā)展階段應有怎樣的基本判斷，選擇何種適合于中國國情、符合現階段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和民眾福利的貨幣匯率政策，以及進行怎樣的貨幣、匯率、財政、稅收、勞動力、環(huán)境資源等政策組合的有效匹配，是貨幣和匯率政策產生重大分歧的第二個層次的源頭。

　　一、對于中國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現狀，存在兩種不同的判斷

　　一種是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脫離實際、急于求成，而是要堅持把它作為推進改革、謀劃發(fā)展的根本依據。必須清醒認識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繼續(xù)奮斗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xù)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

　　第二種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領袖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他在2006年9月訪華前稱，應該承認中國已經是一個“以全球經濟主要領導者姿態(tài)”出現的國家。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必須承認和加入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并對國際經濟和金融承擔相應的主要責任。

　　顯然，前者是冷靜客觀的。目前中國雖然有超過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央行余額數字)，為世界第一，但其中隱藏了大量熱錢，它們有泡沫的成分，隨時可能從中國奪門而出。即使仍有上萬億美元的真實余額，它也是中國數億勞動者辛勤勞動換來的血汗錢。

　　由于國內缺乏本土優(yōu)勢主導企業(yè)，中國企業(yè)在與上游原材料提供國企業(yè)談判中，也缺乏足夠的議價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國購買的鐵礦石的價格累計漲價268.3%；與此同時，中國企業(yè)與下游的歐美國家經銷商的議價能力也相當低下。中國商品對下游出口價格的上漲在過去幾年中遠遠低于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評為輸出“通貨緊縮”，致使中國制造的利潤率不斷下降，很多企業(yè)已經難以消化“上擠下壓”的逼迫。據報道，珠三角等地已經出現了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破產倒閉或外遷的現象。

　　中國每年大量城市新就業(yè)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且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大量農民進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國解決就業(yè)的壓力很大，不能不作為重點解決的課題。

　　二、人民幣幣值是否低估，幣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人為地嚴重低估，中國存在嚴重的“操縱匯率”嫌疑，人民幣大幅升值，乃至實現浮動匯率制度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解決人民幣幣值低估問題的唯一正確道路。

　　人民幣幣值存在低估——對于這一判斷，筆者并不反對。筆者反對的是中國人為制造人民幣幣值低估。筆者更加反對的是所謂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解決人民幣幣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種路徑。

　　A，人民幣幣值低估是國際經濟歷史和現實雙重原因客觀形成的，絕不存在所謂的匯率操縱。

　　首先，“匯率操縱”罪名本來就不存在，在當今國際經濟法中，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是各國的權力，根本不存在固定匯率就是匯率操縱的立論前提。

　　其次，人民幣幣值低估是歷史原因和國際經濟重大變遷的雙重力量形成的客觀結果。按照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先生的理論，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因為政治壁壘和地緣的隔離，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種不同經濟體。西方國家采用了市場經濟，刺激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土地和勞動力等價格不斷攀升，逐漸形成了一個高價格體系；中國等國則采用了計劃經濟，造成短缺經濟的現實，土地和勞動力等價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個低的價格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政治壁壘降低，加上因特網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緣的距離，跨國公司發(fā)現，它們完全可以利用這種價差，將制造基地搬遷到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從而極大地降低制造成本，為公司創(chuàng)造巨大的新利潤空間。隨著制造能力向中國的大規(guī)模轉移，中國勞動生產率得到較大提高，人民幣的內在實際價值得到了較大提高。

　　B，人民幣與西方主要貨幣一度的確出現了內在真實購買力的落差，但解決這一落差的辦法不只有采取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一個渠道。

　　就像一個“三峽大壩”（所不同的是，國際經濟上下游是在一個共同的封閉空間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種辦法將其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將大壩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間撲向下游（中國），巨大的洪水將使下游的中國經濟遭遇滅頂之災，上游國家，特別是國際金融動蕩的沖浪高手——國際熱錢將成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種是，通過提高下游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環(huán)境資源、社會保障等價格，用這些政策墊高下游的水位，這種辦法會使下游國家——中國及其國民成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種是，采用類似三峽大壩船閘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經常項目——放入上閘口，再把下游的閘口打開，或者相反，在這種方法中，上游的水（資本項目）會逐漸有一部分隨著船流入下游，并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這個比喻與現在中國貨幣匯率政策的相類似選擇項是：第一種拆掉大壩是短期內實現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其必然導致下游的金融危機；第二種是固定匯率制度，并需要有提高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環(huán)境資源、社會保障的價格配套；第三種是現在實際選擇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通過人民幣漸進升值，對經常項目放行，但要嚴格資本項目管理——因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過多，則下游會出現流動性泛濫，水（錢）漲則船（商品價格，包括資產價格和消費品價格）也就高了，這也就意味著通貨膨脹加劇。當然在貨幣領域還有第四種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熱錢已經進入中國埋伏的情況下，這已經錯過了合適的機會，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對中國并沒有太大好處，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國外欠債人的巨額債務，即中國蒙受巨大損失。

　　三、人民幣升值不同路徑選擇和相應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種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中，第四種——人民幣的一次性重估，因為時機窗口已經錯過，同時學者們也找不到形成共識的重估標尺，已不具備現實可操作性；第一種——短期內闖大關，實施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將使中國經濟遭到嚴重沖擊，這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筆者認為，中國的貨幣匯率政策應當選擇第二種和第三種的結合方式。選擇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國的貨幣——美元為主要的盯住貨幣，以每年3%左右（熱錢融資成本大約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確資本項目合法與非法的定義界定，嚴厲打擊非法的國際投機熱錢。

　　在其他政策配套上，容忍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保持人民幣的正利率；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補貼全體公民和納稅人的辦法，將投機熱錢獲得的暴利轉回一部分給國民和納稅人；提高土地價格、環(huán)境價格，國家將增加的財政收入主要用于社會保障、教育等公共開支。有力遏制房地產投機，提高第二套房的貸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資的廉租房建設。進一步加強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幣持續(xù)升值的預期，大力發(fā)展資本市場；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維持慢牛市場，引進集體訴訟和舉證責任在辯方制度嚴厲打擊市場坐莊操縱行為，并借助比較健康活躍的市場，提高資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國各產業(yè)的優(yōu)勢企業(yè)提高整合度，進而提升它們與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強中國金融企業(yè)的競爭活力。積極扶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fā)展；對現有國有金融機構，實現政企分開，除了少數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關鍵銀行外，在避免一股獨大的前提下，積極推進社會多種力量合力辦商業(yè)銀行，在明確嚴謹的經營業(yè)績獎懲辦法的基礎上，推進經營者股權期權激勵機制。從而增強中國金融系統(tǒng)的活力和彈性。

　　與此同時，將增加黃金儲備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戰(zhàn)略的核心；將每年真實外匯收入的相當比例（熱錢部分不可輕動），參考中國“世界工廠”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購買石油、銅、鐵礦石等戰(zhàn)略性物資并不斷增加儲備，或進行海外礦產資源直接投資。逐漸改變單一以美元為交易結算貨幣的歷史，按照與各國實際貿易量，與其使用該國貨幣結算，并按照與各國實際貿易順差量比例配備外匯儲備資產的比例。

　　在中國制造競爭力不斷提升、中國金融體系不斷優(yōu)化成熟、人民幣的黃金貨幣抵押物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就可以逐漸增強人民幣的匯率彈性，推進人民幣作為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的進程。這個過程可能要5~10年的時間。

　　上述政策對中國應對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變遷可以攻守兼?zhèn)?。如果現行以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夠修正、完善和鞏固，我們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與之接軌。如果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在未來發(fā)生的國際金融大動蕩中解體，世界經濟回歸金本位或次級金本位的固定匯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為過渡，進行世界財富的重新洗牌，再進入一個全新的浮動匯率制度體系，中國也可以確保自己有足夠的黃金保障不至于國民財富被極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發(fā)生的極端狀況——強勢的主導貨幣單方或聯(lián)合宣布實施金本位，中國現在持有的外國紙幣或債券極大地縮水，只能兌換很少的重新與黃金掛鉤的新美元或新歐元。倘若那樣，現在美元每升值10%，中國外匯儲備約1000億美元的損失將“小巫見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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