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自己的寫作與20世紀的歷史有關(guān)，但我的興趣并不在史而在論。史家傅斯年言及史學時曾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體力活，也是基本功，我向來視為苦役，唯恐避之不及。這就注定我不可能走史家之路。但，面對現(xiàn)成史料，哪怕它是陳舊的，我倒很愿意從觀念角度對其解讀，或曰從觀念出發(fā)對其重新發(fā)現(xiàn)，并由此觀察觀念與時代之間的互動。因而，我眼中的歷史（比如我所關(guān)注的20世紀這一百年，尤其是它的前期），從我習慣的切入看，未必就不是一部觀念史或思想史。

　　對于觀念的看重，大概是受了蘇格蘭大衛(wèi)·休謨的啟發(fā)。他說：“雖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著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類事務(wù)，實際上還須受到觀念或意見的支配?！庇浀谜n堂上，我曾和學生這樣交流過：我們每個人可以體察一下自己，看看你的言行，隱藏在它后面的力量是什么。一個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抑或這樣做而不那樣做，除了出自本能，庶幾就是觀念。你擁有什么樣的觀念，你就是什么樣的人。往往是它決定你如何說話、如何做事、如何處世。觀念之于人的重要，其實就是觀念之于史的重要。歷史是由人類的行動構(gòu)成的，行動往往又是由觀念掣肘。所以以賽亞·伯林轉(zhuǎn)引過德國詩人海涅的警告：不要小看一個哲學教授在狹小書房里炮制出來的觀念，它可能毀滅一個文明。也所以伯林本人的學術(shù)用力，就是歐洲近代以來的觀念史和思想史，用以鉤玄觀念與歷史之間隱秘的聯(lián)系。

　　回望20世紀中國一百年，由于意識形態(tài)長期以來形成的歪曲、遮蔽和遺忘，百孔千瘡的歷史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太多的重新工作的空間。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往后，十多年來，就像上世紀80年代小說敘事一樣，從文革苦難的“傷痕文學”，往前回溯到十七年歷史的“反思文學”，然后再往前，是歷史文化久遠的“尋根文學”；我們的歷史敘事也是如此，最早出現(xiàn)的是“民國熱”，由民國而北洋而清末，歷史一節(jié)節(jié)往前溯，不斷地以另一種不同于教科書的面目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呈現(xiàn)被沉埋了的歷史，追述被扭曲了的時代，還原被污名化了的真相，便成為一代史人的職志。我的一些朋友就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我對他們抱以深厚的敬意。但我自己不然，我的興趣與其說是在史，毋寧更在史何以成史。歷史是然，我更私心于它的何以然。當然，歷史何以然的構(gòu)成因素很多，它的形成本來就是各種作用的陰差陽錯；但在歷史的多元審視中，我選擇的觀察視角和解讀維度就是觀念。一個時代如何形成一種觀念，一個觀念又如何作用并影響一個時代，是我個人觸史的興趣。

　　還是在20世紀的最初12年，即清末還剩尾聲的最后12年，梁任公的君憲運動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不僅構(gòu)成面對滿清專制的兩種政治力量，同時也是兩種政治觀念在角力。彼時梁孫等都在日本，但能夠吸附大批年輕留學生的不是梁任公保守主義性質(zhì)的立憲，而是同盟會帶有復(fù)仇色彩的民族與共和的革命。革命理念風靡日本留學界，魯迅就是其一。他回憶年輕時在日本慕名去聽章太炎的課，不是因為他的學問，而是“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這不是個案，后來這些歸國的留日學生進入各路新軍和政府，成了推翻滿清的決定性力量。然而影響他們的，正是共和、民族、革命這樣一個觀念系譜。

　　以辛亥革命為標志，這些觀念不僅為20世紀的中國現(xiàn)代史揭幕，并由此推動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形成。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時代像現(xiàn)代這樣受到觀念如此深重的影響。繼辛亥之后的國民革命，北方的大學生紛紛南下廣州，正如后來的年輕人不斷奔赴延安，這其中對他們形成最大驅(qū)動的還是觀念，除了對現(xiàn)實的不滿。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以“德先生”為標志，民主觀念由此吸引了一代代青年。因為北洋沒有民主，所以他們要推翻北洋；正如后來重慶沒有民主，他們又要推翻國民政府?！缎虑嗄辍匪茉斓拿裰髟诟拍钌掀鋵嵕褪峭藭墓埠?，兩者與革命同構(gòu)，并同樣以進步的名義出現(xiàn)，它們最能吸附青年，并讓其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20世紀的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其生力軍就是青年、就是學生。毛主席甚至把后來的學生運動視為取勝國民黨的“第二戰(zhàn)場”，第一戰(zhàn)場是以農(nóng)民為主力的軍事戰(zhàn)場。如果土改后獲得土地的農(nóng)民上戰(zhàn)場還有明顯的利益訴求，他們是為自己的土地而戰(zhàn)，當時的戰(zhàn)爭動員即以保衛(wèi)土地為宣傳；那么，對于年輕學生來說，他們并沒有農(nóng)民那樣的利益，有的只是讓他們甘愿為其獻身的觀念。

　　根據(jù)我個人對20世紀的歷史閱讀，我不止一次表述過我的一個個人看法：20世紀這一百年，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歷史。梁任公沒有像同盟會那樣成功地抓住青年，北洋政府也沒有像它的對手國民黨那樣抓住青年，同樣，國民黨更沒有像它的對手共產(chǎn)黨那樣能夠抓住青年，因此，前者都輸給了后者。可是這里真正的贏家是誰，看起來是抓住了青年的那種政治力量，可是真正能抓住青年的還是由那種政治力量所利用的觀念。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往往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書寫觀念，但他們也往往容易成為觀念的犧牲品。

　　我當然不是在推崇歷史一元論，即一切歷史都是觀念史，觀念由此成為歷史的最終推動和決定。不是的，歷史從來都是必然和偶然的復(fù)合，其中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每一種因素都可以成為我們分析的憑借。我自己即使看重其中的觀念，它也必得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方才有可能實現(xiàn)它對時代的影響。只是就20世紀影響了中國青年乃至中國歷史的那些觀念而言，我的遺憾在于，它不是20世紀初由梁任公率先表達的憲政，而是與它路徑完全不同的共和與民主。從成功的英美現(xiàn)代政治來看，無不是憲政優(yōu)先并帶動后者；相反的例子是法蘭西，它不是憲政優(yōu)先而是優(yōu)先共和，由此釀出了血的教訓，同時也延宕了自身政治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國現(xiàn)代化屬于后發(fā)，它的取法對象是歐西白種人的文明。但，保守主義的梁任公以英美為鵠的，激進主義的同盟會和后來更激進的《新青年》則第次師法法蘭西和俄羅斯。這是理念不同、路徑不一的兩種政治方案，但激進主義的政治觀念顯然更能抓住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所以，20世紀的中國現(xiàn)代史沒能沿著梁任公開創(chuàng)的亦即取法英美的憲政道路推進，卻走上了法俄式的以革命兌現(xiàn)民主與共和的道路。這條道路以血腥鋪就，其結(jié)果不但未能憲政，而且正如辛亥后一位功勛在《書憤》中所言：“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此又豈獨辛亥之為然。

　　三大革命覆蓋了20世紀的前五十年，也注定了它的后五十年，并影響至今。如果說當初學法已是一大偏差，待至學俄，歷史更走向了萬劫不復(fù)。我常想，歷史是有道，還是無常，這其中觀念又起了多大作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觀念，上個世紀的歷史開篇，如果是君憲觀念在孫梁博弈中勝出，而非以暴動式的革命開頭（當然在孫梁之外，還要考量清政府的因素，歷史就是這么犬牙交錯），20世紀又將是一種什么格局。歷史無以假設(shè)，但人的行為卻可以選擇，它可以矯正以往的時代并形成歷史的今天。21世紀的今天，在公共領(lǐng)域，憲政觀念有它特殊的意義，這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政治選擇，也是當年任公給我們留下的未竟的政治遺產(chǎn)。如果我們欲為后人留下一段我們的歷史，我很希望，從觀念到實踐，我們能夠開創(chuàng)一個導(dǎo)向憲政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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