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說不復雜：在行為動機上，每個人都是自利的，都以自身滿足程度的最大化為目標；在行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知道如何去實現(xiàn)效用程度最大化。就這么一個簡單的假說，在經濟學界引發(fā)的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

　　圍繞“理性經濟人”最深層次的爭議是，這一假說本身是否就隱藏著意識形態(tài)？經濟學名宿薩繆爾森曾經在《經濟學的意識形態(tài)》中梳理過這一爭議。簡單地說，帶有左翼傾向的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這一假說本身已包含著意識形態(tài)：因為這一假說先驗地把人視為“原子式”的“個體利益至上”的個人，而正是這種追求個體利益至上的原子式個人，構成了交易與市場的基礎，這正好為以“自由市場”為基本特征的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而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恰在于“為現(xiàn)實制度和價值觀念提供一種解釋，也為思想和行為提供一種框框。”右翼經濟學家則不同意這種觀點。熊彼特就認為，這一假說“是中立的，不包含任何政治含義。”建立在這一假說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也是“排除了意識形態(tài)與價值判斷”，因而是“利益中性”的。

　　但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

　　一方面，左翼總是批評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說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質是為自由市場經濟辯護的意識形態(tài)，因而按理說其努力的方向應該是排除意識形態(tài)對經濟學的影響，追求一種“價值中立的經濟學”；但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現(xiàn)實是，左翼經濟學并不承認有“價值中立的經濟學”，而只有“利益的經濟學”。左翼經濟學家在討論中一般會首先發(fā)問：“你說的是誰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會試圖區(qū)別出不同的利益維度。但矛盾也出現(xiàn)了：因為區(qū)別不同的利益，是左翼經濟學家批評過的“理性經濟人”的題中之義。

　　《國際歌》中有這樣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仔細琢磨這段話，其實強調的是“個體理性”。它實際上在強調，我們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不需要別人來替我們做決定，我們甚至也不需要別人來給我們啟蒙！這也與“理性經濟人”假說強調的“個體理性”有異曲同工之妙。羅伯特·西蒙就這樣理解“理性經濟人”：它給人類精神畫的像是浪漫的，甚至是英雄主義的。因為他描述的是我們自己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順時而變，來解決無比復雜的資源配置最優(yōu)化問題。

　　而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理性經濟人”假說是“利益中性”，他們同樣也追求在經濟研究中排除“價值判斷”，但這種說法與追求恰與“理性經濟人”這一假說本身構成悖論：因為“理性經濟人”假說本身從來不承認天然存在一種“中性”的利益，也沒有一個“整體的利益”；更談不上有一種超越“個體理性”之上的“集體理性”。如果一定要追求“集體利益”與“集體理性”，肯定會漠視“個體利益”與“個體理性”。也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說基礎上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中，只有對通過交易實現(xiàn)雙贏的美好世界的描述；而從來沒有指出過：在“理性經濟人假說”下，即使是合作，但在“合作租金”一定的情況下，總有一方會試圖憑借其強勢，最大限度攫取甚至侵占另一方應得部分。也就是說，在新古典體系中，不同的利益實際上被一個利益全部給“代表”了！所以，喬姆斯基曾這樣批評過新古典經濟學：表面上強調的是“自由的市場”，但實質上是一種“霸道的思想”。

　　聯(lián)想到近幾年關于改革的討論，上述分析就很有意思：有一方總在試圖區(qū)分開改革帶來的整體經濟增長與改革中利益調整給不同階層帶來的損益不同。按理說，這是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說的。但這部分人恰被指稱為所謂“新左派”；而另一部分人，總是以改革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甚至“國家崛起”這樣宏大敘事，來掩蓋不同階層在利益調整格局中所得并不相同的現(xiàn)實。按理說，這不符合“理性經濟人”強調“個體理性”與“個體利益”的觀點，但這部分人恰在中國被指稱為“自由派”！

　　比較典型的是張維迎先生。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他首先說：“在目前的爭議中，情緒發(fā)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表明他不承認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因此需要“理性的經濟學家”來啟蒙；接下來他更明確寫道：“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yōu)劣時，必須盡量超脫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比如說，不能因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慮干部的利益，自己是醫(yī)生就只考慮醫(yī)生的利益；也不能因為自己是農民就只從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自己是患者就只從患者的角度考慮問題。”這顯然是在強調以一種所謂“集體理性”、“集體利益”的考慮來替代“個體理性”與“個體利益”的考慮；而有意思的是，正如“理性經濟人”假說揭示的那樣，自由市場從來就是建立在“個體理性”與“利益分立”基礎之上。張先生一方面強調“理解與維護自由市場”，本人還被稱為“古典微觀經濟學第一把好手”，但其對“個體理性”與“個體利益”的漠視到了這種程度，應該算得上我上述分析的一個非常好的注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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