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澳大利亞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理事會成員John Cahill在2008馬來西亞全國會計大會上做了題為“公司丑聞和欺詐——追尋根本原因”的報告，他認為公司丑聞和欺詐行為上升應歸咎于對公司管理層的各種激勵因素，包括績效薪酬制度、完成既定收入等。
　　他說，各種理論研究表明，催生公司丑聞和欺詐的因素多種多樣，不過這些因素都基于公司的所有權是分散的還是集權的。相對而言，分散的所有權制度擺脫了直接的政府介入，而集權制度則與中央集權的政府經(jīng)濟緊密聯(lián)系。

　　典型的集權制度控制了大批股東，這種所有權制度通常存在于較弱的證券市場或新興市場，信息披露不完善，而且往往由大銀行擔任監(jiān)管任務。

　　“在一個分散的所有權制度中，禍根是公司經(jīng)理，而受害者包括股東、其他雇員、其他公司和整個經(jīng)濟”。

　　“有時管理層會操縱收益，即通過帶來收入來創(chuàng)造收益尖峰(earnings spike)。”他說。

　　Cahill說，在分散所有權制度中催生欺詐行為的其他因素包括：績效薪酬制度;董事會的管理;以及市場短視行為，包括滿足分析師的預期和既定收益目標。

　　“對歐洲14家公司的研究表明欺詐的主要動因是為了滿足短期目標。”他說現(xiàn)在聲名狼藉的安然和世通丑聞是會計違規(guī)的典型例子，而兩個案例都與安達信有關。

　　“需要譴責的還有其他當事人，包括投資銀行、外部審計師以及律師，他們本來是能在早期察覺欺詐并阻止公司丑聞的。”他說。

　　他也說，在分散所有權制度下，一個專橫的CEO可以支配軟弱低效的董事會，這正是公司為減少欺詐行為要著手解決的問題之一。有意思的是，個人的工作環(huán)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行為。在一家控制得力、堅持原則的公司，會計舞弊的員工比較少。

　　同時，Cahill說，在一個集權的所有權制度下，禍根往往是占控制地位的股東，受害者是少數(shù)股東，其他公司以及整個經(jīng)濟。

　　控股股東有時可以利用其控制地位通過關聯(lián)交易，挪用資產(chǎn)等手段獲利。

　　“另一方面，控股股東可以直接監(jiān)控或替換可能欺詐的管理層，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管理層在這個情況下不太有動機去創(chuàng)造收益尖峰(earnings spike)。”他說。

　　Cahill說，針對不同的所有權制度，矯正會計欺詐或丑聞的措施也不同，而且對一種所有權制度有效的管理性保護措施在應用于另一種制度時會失效。在消除由薪酬動機引起的欺詐行為時，則要在薪酬中增加長期考量成分并減少短期激勵。

　　他說，在現(xiàn)在常見的欺詐包括籌措資金的電子郵件、信用卡欺詐和零售欺詐。

　　聯(lián)系到澳大利亞的經(jīng)驗和最近畢馬威的一項調查，Cahill說澳大利亞的欺詐事件在2004年到2006年之間多了一倍多。

　　“畢馬威的調查顯示，在2006年有65000多起欺詐事件，2004年則是42000多起。大約47%受調查的公司至少發(fā)生過一起欺詐案件，每個案件涉案金額至少有17000澳元(合馬來西亞林吉特40281元)。”

　　“平均來說，一家公司察覺欺詐行為要花362天。”他說，欺詐案件中收受回扣和行賄占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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