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駕馭全局、精于協(xié)調的典范。他的協(xié)調藝術有著鮮明的個性特點，既講究科學性，又有人情味；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高度統(tǒng)一
一、 相互理解，注重溝通
尊重、理解、支持和溝通是協(xié)調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鄧小平與劉伯承共事多年，雖然兩人相差12歲，而且性格、愛好、經歷等也不盡相同，但是彼此之間卻配合默契。這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兩人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凡在129師和二野工作過的同志都說，鄧小平非常尊重劉伯承，他經常說：“劉司令員年齡大、身體弱，司令部的同志要特別注意照顧他，有事多找我和參謀長。他是我們的軍事家，大事才找他決策。”
在二人合作共事的13年里，他們總能從大局出發(fā)，不斷溝通，互相理解和支持。1946年夏，我軍為了粉碎蔣介石對解放區(qū)的進攻，決定主動從隴海打出去。當時，軍區(qū)政治部民運部長穰明德和劉伯承同坐一輛馬車，劉伯承問穰明德：“你看把總指揮所及其通訊設施運走，需要幾部大車？”穰明德根據實際情況回答：“我看5部就夠了。”可是后來的具體經辦人卻向當地政府要了25部。劉伯承知道后非常生氣，他找來穰明德大聲質問：“你說只要5部，現在為什么要了這么多？這是破壞軍民關系！群眾會罵我們的！去，把各單位負責這項工作的同志叫來，我要狠狠批評這件事！”
按理，像軍民關系這類政治工作是政委鄧小平分管的，而劉伯承因為一時氣急，沒有和鄧小平商量就把干部召集到一起，進行嚴肅批評。鄧小平理解他的意圖，不但和同志們一起認真聽取了劉伯承的批評，而且在劉伯承講完話后還強調說：“同志們，剛才司令員的批評很重要，是一場及時雨，把我們發(fā)熱的頭腦澆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認真研究傳達，保證不再犯這樣的錯誤！”
雖然只有簡短的幾句話，卻體現了鄧小平對劉伯承的理解、支持和尊敬，也體現了他善于應對特殊情況的溝通協(xié)調能力。
二、抓住原則，其余放開
鄧小平協(xié)調藝術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大的、原則性的問題抓得住，小的、一般的問題放得開。
1953年，鄧小平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這年12月，財政部開始編制1954年預算草案。為了編制好預算，鄧小平找到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戎子和，詢問毛主席對財政工作有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告訴鄧小平，毛主席對財政工作有過不少指示，但在預算編制方面就只說了三句話：收入打足，支出打緊，留有余地。鄧小平聽后，沉思了一會兒，堅定地說：“主席這三句話說得好，這就是我們打明年預算的基本原則，你們就按這個方針辦！”于是，財政部據此編制了1954年預算收支計劃。到了1954年6月，鄧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關于1954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必須把國家預算建立在可靠的穩(wěn)妥的基礎上”，執(zhí)行的結果要力爭“達到收多于支和有相當的后備力量”的目標，從而使1954年的財政預算與執(zhí)行工作都搞得比較好，緩解了1953年資金緊張的局面。
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后，鄧小平覺察到財政部的大多數干部都比較謹慎，主要是怕犯錯誤。鄧小平就在部辦公會議上明確地說：“你們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今天我同你們約法三章，我到財政部后，決策方面主要靠你們反映情況，如果你們反映對了，我決策錯了，這個責任由我負；如果你們反映的情況錯了，我根據你們反映的情況作了錯誤的決策，這個責任就要你們負，這叫職責分明。”短短的幾句話，就把在決策問題上的職責分得清清楚楚。上面的原則抓住了，下面的工作也好做了。財政部的同志在向鄧小平匯報工作和反映情況時，都是很認真、負責的，同時心情也是舒暢的。
三、提綱挈領，擲地有聲
文不在長而在精，話不在多而在妙。鄧小平做協(xié)調工作時，雖然常常只有短短幾句話，但卻是提綱挈領、擲地有聲，使人心服口服。
1978年，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從當地實際出發(fā)，開始試行包產到戶，不到一年就打了一個翻身仗，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fā)展。然而，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廣大干部，甚至有些黨的高級干部，對這一政策不理解。有的說，包產到戶是“右傾”，是同農業(yè)學大寨對著干；有的說，包產到戶是向公有制開刀，是資本主義復辟。就連最具權威的《人民日報》也借“群眾”之口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退回到分田到組、包產到戶，頂住不分是對的。
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剛剛出來工作不久的鄧小平認為，必須協(xié)調統(tǒng)一全黨同志，特別是中央領導層的思想，使全黨的步調一致、行動一致。于是，他找來一些中央負責同志，先是告訴他們，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他特別提到了安徽“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搞了大包干，一年就翻了身。接著，鄧小平話鋒一轉，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fā)展集體經濟，關鍵是發(fā)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他的話語不多，但概括性很強，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使許多同志改變了原來的看法，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統(tǒng)一到黨的改革開放和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上。
四、 著眼大局，柔中有剛
協(xié)調工作不是不要原則，更不是和稀泥。鄧小平做協(xié)調工作從來是從大局出發(fā)，對原則問題決不含糊，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鄧小平把這一協(xié)調藝術發(fā)揮到極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最為重要的問題。當時，在黨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是思想僵化，仍然信奉毛澤東晚年“左”的理論；一種是出于對“左”傾思想的痛恨，把一切錯誤都歸咎于毛澤東，甚至否定毛澤東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銳，清醒地看到這個問題是事關黨和國家歷史和今后發(fā)展方向的全局性的問題。為了統(tǒng)一全黨同志，特別是參加起草決議的同志的思想認識，協(xié)調大家的行動，鄧小平先后幾次在有關會議上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基于此，鄧小平多次指出，寫歷史決議，必須堅持三條：第一，也是核心的一條，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偨Y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是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順利通過，成功而圓滿地解決了怎樣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全面、公正和科學的評價的問題，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失誤，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望，達到了用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統(tǒng)一全黨及全國人民思想的目的。
五、以身作則，率先垂范
做協(xié)調工作不能只是“指手畫腳”，有時還必須現身說法，用事實來協(xié)調關系，這種協(xié)調藝術往往會起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鄧小平協(xié)調工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就在于他很注重以身作則，把自己置身于被協(xié)調的對象之中。
粉碎“四人幫”后，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這對于穩(wěn)定當時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又面臨著另一個問題，即干部隊伍老化和接班人培養(yǎng)的問題。而這恰恰又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要使那些剛剛恢復領導職務的老干部退下來，讓年輕人順利接班，可以說是阻力重重。為此，鄧小平找了許多老同志談話，指出：“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拔一些年輕的同志來接班。”
為了協(xié)調這一問題，鄧小平決定從自己做起，帶頭退居二線，讓年輕的同志挑起重擔。1980年，鄧小平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向黨中央提出了退休的愿望。當時，中央反復考慮了鄧小平本人的意見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他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并決定讓他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此后，他不再過問中央的日常工作，實現了半退。1989年，鄧小平又辭去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從此過著普通老年人的生活。
由于鄧小平言傳身教的特殊協(xié)調方式，帶動了黨內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領導崗位，為年輕干部的接班創(chuàng)造了條件，對實現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平穩(wěn)過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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